股票配资股 1967年，周总理打电话给开国上将，却无人接听，不久传来身亡噩耗

“上午六点整股票配资股，把电话再拨一次。”──1967年2月7日，值班秘书答应着转身出了屋，屋里只剩周恩来一人。他合上手里的简报，抬头看向窗外，雾气刚刚散去，东长安街远处的枯树在灰白天空下显得格外单薄。那通迟迟无人接听的电话，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
周恩来对赵尔陆的牵挂并非突发。1965年夏天，他多次到301医院询问赵尔陆的肝病和心脏病情况，医务人员记得很清楚：“总理每次来都要问一句，劳逸结合做得到吗？”赵尔陆总是摇头，“前方战士拼命流血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躺得住？”话说得轻巧，可身边人都看得出，夜里他咳得撕心裂肺。1966年初，他被安排到总后勤部主持日常事务，名义上是调养结合，实际却是挑大梁。那时局势骤变，有人冷眼，有人旁观，他偏把全部心力压进公文堆里。

两年多的高压工作，让这位56年授衔的开国上将再度上了“九连夜”的节奏。熟悉他的老战士悄悄算过：从正月初十到元宵，他只在宿舍睡过三小时，其余都在办公室改计划、批报告、调物资。有人劝他“留点命享福”，他笑，“享福这词儿，咱老红军不太会用。”一句半玩笑，把大家噎住了。那天深夜，他批完一摞红头文件，翻出半截香烟点着，独自坐在小铁床沿，窗外北风掠过屋檐，呼啦啦像当年平型关的炮声。

7日早晨的那通电话，再没得到回应。秘书连拨三次，转头回报，“可能还没起。”周恩来眉头皱得更深，“他从不睡懒觉，立刻派人去他办公室看看。”10分钟后，噩耗传回：赵尔陆坐在床沿，手里夹着烧尽的烟头，香灰烫穿军棉衣，心脏骤停，时间推断是凌晨两点。周恩来扶着桌角站了几秒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让人赶紧联系家属并安排法医。

遗憾的是，流言紧随而来。“畏罪”两个字被某些人口耳相传，一夜之间传进机关大院。周恩来当晚拍案，声音不高却极冷：“谣言止于事实，他忠诚一世，绝不容抹黑。”次日，法医组提交结论：严重冠状动脉硬化导致猝死，与外因无关。报告盖章那刻，他把文件推到桌角：“活要挺他，死也要挺到底。”

毛泽东闻讯后，沉默很久才说：“他是井冈山来的老弟兄。”这份情分，可以追溯到1928年井冈山大井的篝火旁。那年，赵尔陆在南昌起义后辗转上山，与毛泽东、朱德部会合。晚风吹得火星乱舞，毛泽东跟他聊家乡、聊田亩、聊队伍口粮，“山上苦点，但能闹得开。”赵尔陆没读过几年书，却听得懂这番大白话，半夜守岗时还在琢磨，“这人说事儿透彻。”从此，他认准了这位“大个子书记”。

说起两人最危险的一次“交集”，当数1948年5月的晋察冀城南庄空袭。那天拂晓，敌侦察机在上空盘旋后离去。聂荣臻心里发毛，跑去叫醒毛泽东却又舍不得吵他醒。赵尔陆一脚踢开门，二话不说把毛泽东抱上担架，边跑边吼：“慢半秒就得当靶子！”不出三分钟，炸弹把临时指挥部夷为平地。后来有人问毛泽东怕不怕，他摆摆手，“有赵尔陆在，怕什么？”这句半开玩笑的话，渐渐成了老同志之间的口头禅。

抗战时期，赵尔陆也写下过几笔“家长里短”。1937年，他随聂荣臻回晋察冀，妻子郭志瑞留在延安。郭志瑞常去枣园“套消息”，被毛泽东逮个正着。“又来打听赵尔陆？”郭志瑞脸辣得要命。毛泽东笑骂她“茅坑里的石头”，转身却批示“给小两口创造条件”。不久，组织把郭志瑞调往前线电台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后来赵尔陆讲起这些，感慨：“主席心细，兄弟情分最难得。”
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，他担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，负责接管国民党留下的后勤系统。旧账乱如麻，库房一夜之间像开了口的麻袋，全是漏洞。他带着四十多名干部连夜清点，连续36小时滴水未进。有人抱怨，“就差把算盘算冒烟。”他抬头一句，“新中国不靠流氓账起家。”那年冬天，他把收缴来的棉衣优先发给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战士；有人说北风吹透了屁股，他就在后方拆自己住过的棉被，扯成两千条棉絮寄往前线。事后不少人回忆：穿上那层絮，冰天雪地也能扛。

说到底，赵尔陆是一块“轴”料──认死理，拼命干。不少老同事念叨，“他对自己狠，对下属却软。”1950年代初，北京西郊军械库爆炸，年轻哨兵被处分，他据理力争，硬生生把处分压到“记过”。他拍着对方肩膀，“让你们摸着良心睡觉才是我的工作。”

然而身体总有极限。1964年底，他心脏频繁绞痛，医生劝住院，他扔下一句“忙完这批装备再说”，结果住院证一直压在抽屉里。1967年那场连续九昼夜的鏖战，终于把命耗到尽头。

赵尔陆去世后，遗体送往八宝山。悼词写得极简：1927年入党，1928年上井冈山，1955年上将军衔，1967年病逝。周恩来在灵堂前站了十分钟，什么都没说，抽一支烟，烟头快烧到手，他才熄灭。随行卫士听见他低声断句：“老赵走了，东西却留下了。”卫士不敢追问“东西”指什么，也许是那股子把个人生死看轻的劲头，也许是那份无论处境如何都“保住后勤线”的执拗。